传播学先驱库尔特?勒温提出人际交往场是一个由个人的主观因素、客观环境以及被主观化了的客观环境所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这一系统在特定时间决定个体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所有事实。人际交往场在电视“面对面”的过程中客观存在,并决定了参与电视“面对面”的访谈双方的种种表现——包括个体行为和心理活动,这个人际交往场同样是由个体的主观意识、特定的交往时空(客观环境)以及社会化的交往情境(主观化了的客观环境)所组成的整体系统。
特定的交往时空是电视“面对面”中人际交往场首要的构成因素,对于这一点大多数电视记者都会有亲身感受,选择不同的采访地点和采访时机,采访对象的表现会大不相同,采访的效果也会有较大的差异。如果记者选择的采访地点是对方十分熟悉的地方比如家里、工作场所等,采访对象会比较放松,谈话也容易进入状态;如果选择的采访地点是对方感到陌生的地方,比如演播室、晚会直播现场等,采访对象会显得十分拘谨,表达也会变得不自然起来。
对于电视“面对面”中的记者和采访对象来说,采访时机的选择十分重要,比如一起突发性的事故发生后,记者想采访负责处理此次事故的政府官员,而对方正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顾及采访,记者如果选择的采访时机不恰当,不仅会直接影响到采访对象的工作,还会给他的情绪造成负面影响,从内心抵触记者的采访。这些在新闻采访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麻烦,实际上通过对人际传播特征的把握就可以化解,因为采访本质上是人与人交往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到人际交往场的影响,而选择恰当的采访时机与采访场地,正是为人际交往营造一个合适的氛围,使客观环境对人际交往场产生积极的作用。
社会化的交往情境是电视“面对面”中人际交往场较为隐蔽的构成因素,它不如特定的交往时空那么具体可见,却一直在人际交往中潜在地发挥作用。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情境的力量体现在群体对个体扮演社会角色和遵守社会规范的期待。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服从情境的要求,否则个体将无法与他人进行人际交往,也会显得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比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参加婚礼和丧礼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在出席丧礼的时候,人们一般会穿深颜色的衣服,表情庄重肃穆,交谈也尽量压低声音。
2006年底著名相声大师马季去世,“面对面”栏目特地赶制了一期特别节目以缅怀这位相声大师。马季的儿子马东是这期节目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可是对方正处于失去父亲的悲痛之中,又忙于办理丧事,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特定的社会情境,贸然提出采访要求,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拒绝。节目组事先注意到了这一点,节目编导先向马东发了一条短信,对他父亲的去世表示惋惜与悲痛,并委婉地提出了采访的请求,马东随后表示同意接受采访。前往马季先生灵堂的时候,栏目组并没有忘记准备好花篮,而出镜记者也没有忘记要在胸前佩戴上小白花,这些细节都是栏目组和记者事先注意到的,尽管采访对象并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但在人际交往场中,人们会根据不同的交往情境进行自然地转换,使自己的行为表现符合特定交往情境的要求。如果不按照特定的交往情境行事,也许采访就会遭到排斥,无法进入到人际交往场中,电视“面对面”也可能因此而无法进行。
个体的主观意识是电视“面对面”中人际交往场最为隐蔽的构成因素,交往情境虽然较为隐蔽,但它经常与特定的交往时空相连,人们可以随着交往时空的变化来主动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特定的交往情境。但个体的主观意识并不随时空的变化而转变,也难以随交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而且它深藏于人的内心,难以把握。比如,有的人在工作中遇到了烦心事,回到家里后会将内心的不快发泄出来,对家人说话的腔调、脸色都带着怨气,家人如果不了解他内心的想法,可能无法理解他的表现,为什么出门上班的时候还好好的,下班回家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按理说,从工作场所回到家里,人际交往的时空发生了转变,脱离了紧张的工作环境,面对的是自己的家人,人际交往的情境也发生了变化,从紧张正式转为轻松随意,但个体的个性特征(主观意识的体现)并没有随之转变,这就极大地影响到个体与家人之间的人际交往场。
在电视“面对面”的过程中,同样要注意访谈对象心理的变化。笔者从事新闻采访实践多年,有一个心得:“只有职业的采访者,而没有职业的被采访者”。面对面访谈的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的表现,一个善解人意的记者在进行采访的时候,往往善于察言观色,能更好地把握采访对象的个性特征,根据对方的思想或情感的变化来营造一个和谐的人际交往场,使采访得以顺利进行。比如电视谈话节目“鲁豫有约”的主持人陈鲁豫,就很善于营造一个和谐的情感交流空间,让访谈对象处于放松的状态,而她的访问就在闲聊的过程中完成。
特定的交往时空、社会化的交往情境和个体的主观意识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际交往场系统,并传递出丰富、立体的“场”信息。人际交往场是电视“面对面”传播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同时也是电视“面对面”中场的主要构成部分。 (王志)
来源:人民网--《新闻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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