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华纳进军中国足坛(下)
遭遇香港足球热潮
十强赛后应邀去了趟香港，回来的时候跟到广州踢九运会的范志毅通了个电话——“小贾，怎么失踪了一个星期啊？不是说好我到广州你请客吗 ？”“去了趟香港，累得要命。”“偷懒不写稿还敢喊累？”“不是，不是，香港普通话电台邀请我做一个辩论赛的评委。”
担任辩论赛评委
香港媒体对十强赛的重视是以前所没有的，这次的辩题同样与足球有关。得到香港普通话电台的邀请，起因在于我凑巧在十强赛期间曾帮他们录过两期节目。而香港的几家媒体对《足球》报也十分欣赏，辟出了大幅的专栏对我这个《足球》报的记者进行介绍，报纸上还刊登了一些我采访工作时以及个人的照片。在我去香港的几天，有家地产杂志找我拍封面。因为刚刚和《新周刊》合作完，因此并没有太担心自己的状态。照片主题还是和足球有关，对于绿色嘴唇的造型虽然在电视上看见过，但轮到自己，看着镜子还是吓了一跳。
辩论赛于香港时间１１月４日举行，在太子道附近的新世纪广场举行。和我一同担任评委的还有香港立法委员会的马邦国议员，浙江大学的陈立教授，东风卫视来自台湾的陈若华小姐以及香港大学的中文教授李先生。辩论赛在香港浸会大学和理工大学间进行，香港浸会大学由三位男生出战，而理工大学却是清一色的女将。谁说女孩子就一定不懂足球？果然在辩论中三个看似斯文柔弱的小女子把三个人高马大的大男生说得无言以对，败下阵来。理工大学的三辩夺得了最佳辩手，我给了她最高分。经常上网浏览的她几乎看过记者的每篇文章，在进行论证的时候还曾大段引用了《足球》报上发表的文章作为“理论依据”。最让我感动的是在香港竟然遇到《足球》报的忠实读者球迷——一位上海交大的学生，刚到香港不久。可爱的小姑娘冲我大叫：“原来你是女的？”
走进时代华纳
在辩论会上，总是有一个人拿着摄像机到处拍，还时不时地把镜头对准我。后来才知道，这位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竟然是鼎鼎大名的美国时代华纳的亚洲区副总裁陈永光先生。
“我从这里的报道认识了您，我们刚刚收购了华娱电视，希望在明年世界杯之前做一系列报道。据我了解，《足球》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专业体育媒体，到时候你能不能和我们合作录制一些节目？”陈先生发出了很有诚意的邀请。“当然愿意。”“那我现在就邀请您明天到我们在亚洲的总部参观，我们的副总裁李瑚小姐和监制王小明小姐都想见见您。到时候还会给您做个访问。”
第二天一早陈先生就派他的司机开着大奔来接我，我赶紧从床上跳了起来，胡乱地洗漱后，顶着两个黑眼圈下了楼。纯粹是为“遮丑”戴了一副墨镜，结果竟然被李瑚小姐大赞有“明星风范”。同我配合的王小明小姐是监制，她美丽温柔的笑脸为我减轻了不少压力。在两台摄像机的拍摄下，我们谈了起来。话题基本上都是围绕中国足球和十强赛。当我讲到第一次采访米卢的尴尬经历时，连摄像师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作为文字记者，上镜的机会很少，于是在节目录制的最后，他们让我为“华娱电视亚洲十大明星票选”投票，平时口齿伶俐的我不知道怎么犯了结巴病，不是少说了华娱，就是少说了明星，要不就说错话，没有把票投给３０人明星名单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顺嘴投给了监制王小姐，弄得大家都哭笑不得。“你很有娱乐天分，下次来香港的时候可以客串一下我们的主持。”不知道是夸我还是骂我，总之一直折腾到陈先生也大叫“不好，要赶不上飞机”我才“ＯＫ”，收工后他又大叫：“上帝，原来机票是明天的。”
香港对十强赛的报道倾注了不少精力和人力，在沈阳就聚集了电台电视台和几家大报的记者。尤其是在中国入世之后，不少香港媒体都对内地广阔的足球市场充满了“野心”，也想来分一杯羹。
一家新闻周刊是第一个采访我的香港媒体。编辑郑先生和他的助手“兴师动众”地从香港杀到沈阳来采访我这个《足球》报的记者。到香港后我看到了我们在沈阳大街上和五里河拍摄到的照片，把我当作明星一样报道他们是第一个，惊讶的不只有我，还有照片上围在我们四周的一群目瞪口呆的沈阳老乡。
《星岛日报》的报社在一座年代比较久远的大厦里。该报的体育新闻占有８个版面，人员配置上有一个专门的体育组。在部门主任陈宁的桌子上摆了一摞《足球》报。不知道为什么报社的人都喜欢叫他老大，从他儒雅斯文的外形和举止看来怎么都不能将他和发号施令的大哥联系在一起。“我常常去广州，每次都买你们报纸，十强赛的发行量应该上涨了不少吧？我们报纸对你的采访又让更多的香港人也知道了你们的报纸。”陈宁说。我感谢他们对《足球》报的关爱，“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足球》肯定会越来越好”。
相对来说，香港普通话电台的条件就比较艰苦，但令人佩服的是他们在简陋的录音室里面却可以制作出无比优美的节目。在那里我听到了自己录制的节目，普通话台在我到香港之前的节目中几乎每天都要提到《足球》报。他们的台长张长博士还请我在明年世界杯的时候继续给他们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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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强赛后应邀去了趟香港，回来的时候跟到广州踢九运会的范志毅通了个电话——“小贾，怎么失踪了一个星期啊？不是说好我到广州你请客吗 ？”“去了趟香港，累得要命。”“偷懒不写稿还敢喊累？”“不是，不是，香港普通话电台邀请我做一个辩论赛的评委。”
担任辩论赛评委
香港媒体对十强赛的重视是以前所没有的，这次的辩题同样与足球有关。得到香港普通话电台的邀请，起因在于我凑巧在十强赛期间曾帮他们录过两期节目。而香港的几家媒体对《足球》报也十分欣赏，辟出了大幅的专栏对我这个《足球》报的记者进行介绍，报纸上还刊登了一些我采访工作时以及个人的照片。在我去香港的几天，有家地产杂志找我拍封面。因为刚刚和《新周刊》合作完，因此并没有太担心自己的状态。照片主题还是和足球有关，对于绿色嘴唇的造型虽然在电视上看见过，但轮到自己，看着镜子还是吓了一跳。
辩论赛于香港时间１１月４日举行，在太子道附近的新世纪广场举行。和我一同担任评委的还有香港立法委员会的马邦国议员，浙江大学的陈立教授，东风卫视来自台湾的陈若华小姐以及香港大学的中文教授李先生。辩论赛在香港浸会大学和理工大学间进行，香港浸会大学由三位男生出战，而理工大学却是清一色的女将。谁说女孩子就一定不懂足球？果然在辩论中三个看似斯文柔弱的小女子把三个人高马大的大男生说得无言以对，败下阵来。理工大学的三辩夺得了最佳辩手，我给了她最高分。经常上网浏览的她几乎看过记者的每篇文章，在进行论证的时候还曾大段引用了《足球》报上发表的文章作为“理论依据”。最让我感动的是在香港竟然遇到《足球》报的忠实读者球迷——一位上海交大的学生，刚到香港不久。可爱的小姑娘冲我大叫：“原来你是女的？”
走进时代华纳
在辩论会上，总是有一个人拿着摄像机到处拍，还时不时地把镜头对准我。后来才知道，这位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的“小伙子”竟然是鼎鼎大名的美国时代华纳的亚洲区副总裁陈永光先生。
“我从这里的报道认识了您，我们刚刚收购了华娱电视，希望在明年世界杯之前做一系列报道。据我了解，《足球》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专业体育媒体，到时候你能不能和我们合作录制一些节目？”陈先生发出了很有诚意的邀请。“当然愿意。”“那我现在就邀请您明天到我们在亚洲的总部参观，我们的副总裁李瑚小姐和监制王小明小姐都想见见您。到时候还会给您做个访问。”
第二天一早陈先生就派他的司机开着大奔来接我，我赶紧从床上跳了起来，胡乱地洗漱后，顶着两个黑眼圈下了楼。纯粹是为“遮丑”戴了一副墨镜，结果竟然被李瑚小姐大赞有“明星风范”。同我配合的王小明小姐是监制，她美丽温柔的笑脸为我减轻了不少压力。在两台摄像机的拍摄下，我们谈了起来。话题基本上都是围绕中国足球和十强赛。当我讲到第一次采访米卢的尴尬经历时，连摄像师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作为文字记者，上镜的机会很少，于是在节目录制的最后，他们让我为“华娱电视亚洲十大明星票选”投票，平时口齿伶俐的我不知道怎么犯了结巴病，不是少说了华娱，就是少说了明星，要不就说错话，没有把票投给３０人明星名单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顺嘴投给了监制王小姐，弄得大家都哭笑不得。“你很有娱乐天分，下次来香港的时候可以客串一下我们的主持。”不知道是夸我还是骂我，总之一直折腾到陈先生也大叫“不好，要赶不上飞机”我才“ＯＫ”，收工后他又大叫：“上帝，原来机票是明天的。”
香港对十强赛的报道倾注了不少精力和人力，在沈阳就聚集了电台电视台和几家大报的记者。尤其是在中国入世之后，不少香港媒体都对内地广阔的足球市场充满了“野心”，也想来分一杯羹。
一家新闻周刊是第一个采访我的香港媒体。编辑郑先生和他的助手“兴师动众”地从香港杀到沈阳来采访我这个《足球》报的记者。到香港后我看到了我们在沈阳大街上和五里河拍摄到的照片，把我当作明星一样报道他们是第一个，惊讶的不只有我，还有照片上围在我们四周的一群目瞪口呆的沈阳老乡。
《星岛日报》的报社在一座年代比较久远的大厦里。该报的体育新闻占有８个版面，人员配置上有一个专门的体育组。在部门主任陈宁的桌子上摆了一摞《足球》报。不知道为什么报社的人都喜欢叫他老大，从他儒雅斯文的外形和举止看来怎么都不能将他和发号施令的大哥联系在一起。“我常常去广州，每次都买你们报纸，十强赛的发行量应该上涨了不少吧？我们报纸对你的采访又让更多的香港人也知道了你们的报纸。”陈宁说。我感谢他们对《足球》报的关爱，“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足球》肯定会越来越好”。
相对来说，香港普通话电台的条件就比较艰苦，但令人佩服的是他们在简陋的录音室里面却可以制作出无比优美的节目。在那里我听到了自己录制的节目，普通话台在我到香港之前的节目中几乎每天都要提到《足球》报。他们的台长张长博士还请我在明年世界杯的时候继续给他们帮忙。
（信息来源：大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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