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社会化的广告过滤机制
日前，北京市工商局等11个部门联合向保健食品、药品等虚假广告宣战，严查影视明星等社会公众人物在这些广告中以消费者、患者、专家的身份，向受众推荐商品服务。
当下，粗俗、低劣，甚至欺诈性的商业广告有泛滥之势，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众人物因为短视，甚至都不对自己负责任。而广告媒体为了商业利益，也放弃了媒体应尽的自我审查职责。
而公众人物、广告媒体之所以会放纵自己，除了监管不力外，更是由于读者、观众的放纵。我们的社会，严重地匮乏一些社会化的道德激励—约束机制。社会公德、职业诚信、自尊自爱这些美德，在很大程度上，本该是由社会代代相传的规范，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渗透到每个人的心灵中。
而这些美德要持之以恒，需要社会具有外在的激励—约束机制。这种机制能够鼓励公众人物从事那些正当的、善良的、正直的活动。假如他们做了那些不正当的、低俗的、欺骗性的事，则会受到媒体和公众的谴责，经由这种压力，使他们有所收敛。
但当下，我们的社会似乎缺乏这样的机制。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措施能否奏效，取决于社会内部是否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自我矫正机制，包括道德的激励—约束机制。这种道德激励—约束机制，有赖于社会的组织化。比如，可以设想，由具有公益精神而持身严谨的律师、学者及市民组成民间广告监督机构，一方面，对那些制作、发布误导性、欺骗性广告的公众人物、广告商和媒体提出劝诫，另一方面，向消费者提出警示，并可对不理劝诫者发起抵制活动。这样的民间组织可以将社会无形的道德力量，转化为对公众人物、媒体的有形的约束。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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