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耀进 赵静
棋局中，弈者常遇生死劫。每个生死劫都是进程中 的一道“坎”。人事制度改革就是贵州电视台遇到的这样一道“坎”。请看它是如何打这个劫的
人事改革过“坎”
“成也人事，败也人事”。对于省级电视台来说，人事制度改革是最触动当事人神经和利益的一项改革。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儿，同样，又是一道布满地雷的坎儿。
谁也不会想到，曾经不被看好的贵州电视台（以下简称为“贵州台”），竟然在全国省级电视台中率先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并跨过了这道坎儿。
如今，谈起人事制度改革，已年过半百的金克铨仍感慨万分，他向《中国广播影视》记者坦言：“如果当初不搞全员聘用制，像我这种年龄的人，恐怕只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着退休了。”
金克铨现为贵州台节目部主任，他从总编室副主任竞聘到这个忙碌而又充满挑战的工作岗位，“说实话，当初我也是抱着试试看这一想法。”金克铨说，没想到，这一试，他开始发现了自己所蕴藏的潜能和价值。
拉“大幕”的李新民
1999年新年伊始，贵州台正式拉开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序幕，而拉开大幕的人，或者说“始作俑者”，就是台长李新民。
“不调进一个在编职工，所有人员一律实行聘用制。包括在编职工在内，每年年初都要按双向选择原则重新签订聘用合同，不能签订聘用合同者，待岗。”而在此之前，李新民曾是省讲师团成员，不久前才从贵州省副厅（局）级领导干部公开招聘中胜出，担任贵州省广电局副局长兼省电视台台长。据了解，这是贵州省第一次在全省公开招聘副厅（局）级领导干部。
为何刚一上台就搞人事制度改革？如果改革出现了麻烦，或者失败了，将会面临什么结局？当记者提出这个疑问时，他笑了笑，回答得倒也干脆：“我本人的上岗就是改革的产物。我非常清楚，不改革就是等死。”
李新民告诉记者，刚一走马上任，深深刺痛他的是，堂堂一个省级电视台，年收入仅6000多万元，在全国省级台中排名倒数第二。更让他难堪的是，当时的贵州台竟到了难以发出工资的边缘，而且设备及办公楼在全国省级台中最差，业务用房不到9000平方米，简直像个大杂院。李新民还讲了一段插曲，很多兄弟台的台长“光顾”他的办公室后，都摇头说，你这个台长办公室在全国省级台中是最小最破的一间。
“当然，这并不是贵州台人事制度改革的全部动力。即使贵州台当初条件不错，也是要改革的。用计划经济的模式来办电视台是没有出路的！”李新民接着说，“要打破计划经济模式，人事制度改革最为关键。”
那么，如何改，又不致引发大的震荡，并使贵州台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李新民不得不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
职工代表说了算
“没有人情关系可言，更没有上级领导的是非好恶可言，全员聘用制，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上岗。”李新民说，这是当初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李新民还对记者道出了他的另一个隐衷。贵州台毕竟是事业单位，吃皇粮的，加上本身又是“光鲜”的新闻媒体，他甫一上任，来自四面八方让他“进人”的招呼、条子、人情等络绎不绝，使他应接不暇。“其中有你的上级，还有你的亲属、朋友，你躲得了吗？说实话，我不能整天都陷在这样的漩涡里，否则我什么也干不了。”
然而，人事制度改革毕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实际上，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一些省级广电部门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北京广播电台采取了渐进式改革，花了10多年的时间，终于“改”出了自己的特色。而贵州台的人事改革似乎有点“釜底抽薪”的意味，全员聘用，不分职级，没有部门界限，并采取票决制。
所谓票决制，即按得票多少决定是否任用。投票者为职工代表，参选者发表竞聘演说，当场投票、唱票、宣布结果，杜绝暗箱操作。“我这个台长没有权了，要说有，只有一票表决权。更重要的是，想参加竞聘的人都可以上台，包括那些想走关系的人。如今上来的干部不用我来谈话，下去的也不用我来谈话。这都是群众选的，面对群众而不必面对我，这样，我就能够腾出精力考虑台里的长远战略规划。”谈到1999年贵州台的人事制度改革，至今，李新民的兴奋之情仍溢于言表。
除了职工代表投票决定外，第二道关就是部门信任票，“如果得不到所在部门的信任，你同样也得下台。”李新民说，这样做可以纠偏、纠错。另外，每年都要进行投票考核，不能胜任者同样解聘。
“由于竞聘者获得高票连任，当年担任部门一把手的干部至今没有一个被解聘。”李新民不无宽慰地说。
事业单位全员聘用制其实并不是个新鲜话题，在改革中，落选干部如何安排成了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如果将落选干部一捋到底或“扫地出门”，不言而喻，很容易出现较大反弹。前车之鉴，后车之辙，很多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因此而徘徊不前。
贵州台又是如何安置这些落选干部的？
职级分开绕 “雷区”
“把职务和级别分离开来，让竞聘上来的干部立刻到位，而落选的干部保留级别。”李新民举例说，比如，科级干部竞聘到主任岗位，按规定，主任这一岗位应为正处级，而台里只有直接任命科级干部的权力，副处以上要报省广电局，正处级则要上报省委组织部，如果按常规，这一圈下来，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慢的要半年以上，因此会出现“断层”。在“断层”期间，工作谁来做？“我们采取职务级别分离的办法，这样就回避了干部的任免程序问题，可以立刻进入正常的运转状态。”
那么，落选的干部又如何安排？李新民说，保留级别，按国家规定拿基本工资，但岗位奖金这一块与在岗的有很大差别。
同样，对于职级分离的在岗干部，将如何让他们安心工作？“对于竞聘上来的干部，如果职级分离，通过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考核确实胜任，我们将会按照组织程序上报，使他们职级对应。”李新民说，总编室副主任金克铨原为副处级，1999年，他竞聘担任节目部主任后，按理说这个岗位应为正处级，但由于职级分离，他一直是副处级干部。经过两年的考核，台里上报省委组织部，现已解决了正处级待遇。“职级分离并不意味着永远分离，对不够级别的在岗干部，台里要形成一种有效的奖励机制。”
对于一般岗位，台里可以跨部门竞聘，如果还是竞聘不上，或者认为有什么不公，落聘者有申诉的权利，为此，贵州台专门成立了这样的机构。“实际上，真正被辞退掉的职工只有三五个人。其他六七十个落聘职工都是自己主动辞职的——在台里没有岗位，不如到外面去找自己更适合的岗位。”
据了解，自从人事制度改革以来，贵州台有70多人下岗辞职，其中处级干部9人，科级干部30多人。“正因为下岗干部保留了级别，虽然我们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却很平稳，至今没有一个人来找我闹事。”李新民说。
贵州是个经济欠发达省份，因此广告客户资源较为缺乏。然而，人事制度改革却给贵州台带来了活力和效益。去年，贵州台年收入超过2亿元，对一个相对贫困的西部省份来说，这是个让人瞠目的数字，在全国省级台广告收入中，这也是个不俗的数字。“还不够。在未来的几年里，台里要抓住数字电视这个契机，争取做成强势省级台。”李新民信心十足地说。
从经营广告逐步向经营节目方向发展，也许这是省级电视台一条拼杀之路
公司化，化出“卖点”
“人事制度改革不是目的，更重要是，如何通过这项改革，让贵州台活起来。”面对《中国广播影视》记者的追问，贵州台台长李新民进一步解释道，广播电视产业化、规模化、社会化、专业化必然要带来公司化，或者叫企业化。只有实现了公司化，前“四化”才有保证。
与人事制度改革相配套，贵州台走了一步“快棋”：除了宣传类和品牌类节目外，服务类节目一律面向市场，进行公司化运作。由此，节目分类管理这一战略思路应运而生。
李新民告诉记者，宣传类节目，不搞公司化，按原有的计划管理方式运作，但必须实行成本控制，确保舆论导向，此类节目约占15%；品牌类节目，原则上不搞公司化，由台里加大力度重点投资，搞精品，创牌子，其比重同样占15%；余下的部门和栏目全部公司化，以业绩论英雄。
“因为没有先例，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内部的公司化改革’。”在采访过程中，李新民一再强调，作为新闻媒体，任何改革都要把握两个关键环节，也就是在现行政策允许的框架内，一方面确保舆论导向，另一方面有利于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
弄潮才有出路
然而，对于习惯体制内运转的电视台来说，部门和栏目突然进行公司化运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自己断了自己的“皇粮”。起初，并非所有的职工都赞同，甚至包括一些中层干部都在观望。
作为改革试点的节目部，如今，部门主任金克铨一想起当初的公司化改革仍感慨良多。节目部共有20多名职工，主要承担卫视频道黄金剧场的电视剧引进购买任务，其考核指标就是收视率。金克铨说，“台里给我们定下的收视率指标是3.17%，若超额完成，按点奖励，如果完不成，同样按点扣罚工资，直至换人。说实话，当时真是心里打鼓，七上八下。试想，3.17%的收视率，绝对不是个小数字。”
科教频道更是如此。科教频道向来是电视台里的一个弱势频道，缺乏创收能力，常常赔钱赚吆喝。在公司化改革之前，该频道年广告额仅22万元，而每年支出140万元。2002年公司化改革后，台里给该频道下达60万元的创收指标。当时，频道负责人竭力讨价还价，李新民一口咬定：“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否则换人。”
科教频道被逼上梁山，于是硬着头皮干了起来。没想到，一年运作下来，竟创收142万元，大大超过台里最初所下达的指标。“本来，完成60万元指标，台里还要拿出80万元。这样一来，台里不仅不拿钱，科教频道还赢利2万元。”李新民兴奋地说，其实，当时也曾有外面的公司想以上缴100万元的价格来承包这个频道，尽管多了40万元，但台里没同意，原因是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人，让职工学会在市场中打拼，“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否则，我们的亏吃大了。”
短短3年，科教频道的创收从22万元一跃突破500万元，增长了几十倍；同样，节目部经过3年多的运作，目前西部黄金剧场年广告额高达1亿多元，占贵州台广告总收入65%左右，成了台里的创收大户。李新民感慨道：“同样是这些人，为什么一搞公司化，就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效益？”
从规范细节入手
贵州台公司化运作起始于2002年5月。这毕竟是个新事物，为了慎重行事，当时台里将两部一栏目——也就是科教部、节目部、《家园》栏目，作为试点单位，一边试点，一边规范，直到2004年1月1日，公司化改革才在台里全面铺开。
所谓公司化，说到底，部门和栏目可以自主经营，并自负盈亏，让职工绑在市场这辆“战车”上，变被动干活为主动出击，在市场中找饭碗，在运作中要效益。
“当然，越是放权越要规范化经营，在公司化初期运作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为了多拉广告，内部之间相互杀价，搞起了恶性竞争。随后，台里对广告经营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管理权统一，经营权分离。广告管理权归属到广告部。广告部开协调会给各个栏目定价，收费统一，而且所有的合同必须送到广告部进行审核，广告带由广告部统一串编。”李新民说，“放活了，但没放乱。”
至于创收经费与台里如何分配，李新民给出这样的数字：“至少五五分成，还有六四分成，各部门、栏目不一样，所以任务指标也不一样。我成了收租子的人了！”
拿五五分成来说，剩下的“五”属于各部门和栏目，那么，这些部门和栏目又是如何“分享”自己的创收成果？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既要拉开差距，同时部门和栏目不能乱发钱，乱花钱，人头费、事业经费都有严格的比例，不能滥发奖金。李新民说，我这个台长管部门和栏目主任，比如，主任的奖金只能是一般员工的4倍。
精明的李新民甚至给记者“上了一课”，他笑着说，部门和栏目挣钱了，说起来可以花钱了，实际上，钱基本上都用在了台里，比如用事业费买车或者增添些硬件设备，看上去部门和栏目在使用，最终其实还是台里的固定资产。
在采访过程中，李新民一再强调，贵州台坚持“两不搞”：不跟外面的公司搞合作；不搞职工入股。
问其原委，李新民解释道，电视台作为媒体，承担的第一责任就是舆论导向，而外面公司总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况且在市场运营方面，我们是外行，合作起来肯定要吃亏。更重要的是，现在很多频道资产还很低，而上升空间很大，与外面的公司合作很容易产生国有资产流失。当台里的资源还没有做到真正优化时，不搞盲目合作。另外，合作的机会成本太高，双方谈判起来，动辄一年半载，浪费了精力和时间，有的公司甚至通过领导打招呼，事情将变得更复杂，“初期一律不跟外面的资本合作，到了一定火候再考虑。”
至于不搞职工入股，李新民说，台里是这样考虑的，表面上看，职工入股可提高职工积极性，但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国家法律是否允许？一般说来，职工负盈不负亏，亏了怎么解决？还有，职工股可以继承吗？或者，中途退股该怎么办？
“说到底，大的方面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小的方面要考虑可操作性。”李新民说。
点击电视剧购销链
贵州台内部公司化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尤其让媒体关注的是，贵州台率先推出电视剧收购“以点计价”这一经营模式。
今年3月25日，在中国电视剧节目市场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尤小刚等八大制作公司代表齐聚贵阳，与贵州电视台签约。双方商定，打破电视剧价格传统议价模式，在保留一定的浮动范围的前提下，按实际收视率进行奖罚。
实际上，贵州台从2002年开始就在台内实行了内部的“买点”改革。用李新民的话来说，过去电视台购买电视剧，先看编剧，再看导演，最后看演员和题材，“像是搞期货销售，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况且，这种方式大大拉动了演员的身价，甚至占到电视剧制作成本的一半。我们采取以点论价，看播放后的效果，从本质上讲，就是以质论价，做到优质优价、低质低价，形成良性竞争，这样，电视台与电视剧制片商都会得到高回报。更重要的是，制片商在制作优秀片上就敢加大投入，推动电视剧整体质量的提高，建立符合电视剧生产内在规律的定价机制。”
在定价上，电视剧购买双方以收视率4.5%为基准，按点计价。实际收视率在预期收视率正负20%以内不予奖惩，按照基本价格进行结算。实际收视率超过20%以上，每上升0.5个收视点，在基本价格的基础上给予奖励，反之，予以处罚。
4.5%的收视率，不可谓不高，贵州台能保证如此之高的收视率吗？
节目部副主任周丽灵告诉记者，为此台里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对在卫视频道播出的电视剧进行重点策划、宣传、包装和推广，还借助本台综艺栏目《明星会客厅》，在新剧播出时，邀请卖方签约演员或主演到贵州做宣传，同时最大限度利用当地媒体进行报道，以此吸引更多的西部地区影迷，提高电视剧的收视率和市场价值。
“这个实验如果成功，很多电视台都会跟进，这样，中国电视剧产业链就会发生变化。节目制作公司将得到更多的回报，他们会投资拍摄质量更好的电视剧。”李新民说，“这也算是贵州台公司化的一个成果吧。”
对于电视台内部公司化，李新民似乎显得很有信心，他说，贵州台所走的这步“棋”，其实是为中国电视数字化作准备，试想，数字化需要海量的节目，今天自己做节目，自己搞经营，明天就可能为别人生产节目，真正做到制播分离。“总之，要有长远的目光，要从经营广告逐步向经营节目方向发展。这样，电视台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
在模拟时代梦寐以求的愿望，也许在数字时代就能实现
天元围棋，数字化生存
一年多前，当贵州电视台台长李新民向全台宣布，将举全台之力开办数字电视频道——“天元围棋”时，不少人疑虑重重，一些人甚至认为，开办一个围棋频道不仅不能赢利，反而会消耗自身的资源，得不偿失。此时，恰好正值江苏电视台的“靓妆”频道开播，大家都认为，像“靓妆”这种定位，既有巨大的消费群，又有亮眼的卖点，才有可能抓住观众的眼球。贵州台为何不做这样的频道呢？
抓住“三高”
对于这样的疑问，李新民说，他不是没有想过，而是反反复复地度量了很久。作为棋迷，李新民了解棋迷对围棋的那份执着和痴迷。他告诉记者：“在筹备这个频道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调研，让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开办‘天元围棋’频道，我是这样考虑的，全国围棋爱好者已超过3000万，假如有三十分之一的人看围棋频道，就有100万观众，这还是保守估计。如果每人每月花2块钱购买这个频道，那么一年就有2000多万元收入，而且我相信，这个数字只会不断增长而不会减少；另外，围棋频道受众群特点主要是 ‘三高’人士，高文化、高收入、高官，所以围棋频道的含金量很大；最重要的是，围棋爱好者对围棋很痴迷，忠诚度极高，只要当地能看到这个频道，都愿意购买。”
2004年5月1日，贵州电视台的数字电视频道“天元围棋”正式开播。作为开办数字频道的第一批省级电视台，“天元围棋”一开播就引起了业界的关注。中数传媒老总孙玉胜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贵州电视台的‘天元围棋’频道是目前数字付费电视中最专业的一个。”到目前为止，该频道用户已经发展到了近20万户。
采访中，李新民还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频道开播后，贵阳城郊的一位并不富裕的棋迷在杂志上看到这则消息后，专程赶来询问如何才能收看到这个频道，并表示，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掏腰包。这在目前付费电视还没有被广大观众接受的今天，实属不易。现在，仍然有不少地区的棋迷打电话咨询如何才能收看到该频道，“看来，当初的选择没错。”
其实在此之前，已有中央电视台、安徽等几家省级电视台与贵州台争夺这个数字围棋频道，为何实力并不雄厚的贵州台能够最终承办这个频道？
改头换面
早在1998年，贵州台就与聂卫平合作推出了《弈海方圆》围棋栏目，播出效果出乎预料。央视-索福瑞的调查显示，《弈海方圆》的观众群始终稳定在1400万人左右。在围棋上尝到甜头的李新民，趁势于2001年成立了贵州卫视围棋俱乐部，并由聂卫平统领该队出战“围甲”。据了解，这是由中国媒体组建的第一个围棋俱乐部，比《齐鲁晚报》的围棋俱乐部早了整整3年。
有了之前的铺垫，贵州台打败其他对手开办围棋频道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李新民并不满足于此。
2005年3月4日，贵州电视台北京制作中心正式成立，该中心在中国棋院的4楼大厅“扎营盘寨”，大厅改造成了兼具演播室和办公室功能的节目制作中心。用李新民的话来说，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围棋中心。
为了使栏目快速成长，“天元围棋”日播量多达18小时。在此之前，该频道所有节目都在贵阳录制，请棋手讲棋，转播围棋赛事，成本都极高，且节目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数字频道“海量”需求，所以之前不少空窗时间都用节目重播的方式来填满。而北京制作中心成立后，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现在，“天元围棋”可以现场直播围棋赛事。李新民表示，以后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日本、韩国的比赛都会直播。采访时，他们正在直播“围甲”和在日本举行的富士通杯围棋赛。
把播出、制作、节目购买、人头费等算在一起，“天元围棋”从去年5月1日开播至今，已投入1500多万元。李新民向记者透露，贵州台还将继续加大对该频道的投入。当记者问到这么大的投入何时才能有回报时，李新民说，估计围棋频道5年后收入就会超过1000万元，甚至达到2000万元以上。
数字生存
当初筹办“天元围棋”时，贵州台的口号是：“举全台之力，推出付费围棋频道。”李新民认为，电视数字化是必然趋势，尽管贵州的经济比较落后，但在数字付费时代，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电视台其实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落后地区一定不能放过这次机会。“过去靠做开路频道无论如何做不过发达地区。”李新民给出一个数字，去年，贵州省全省广告总收入仅6亿元，可是一个北京电视台的广告收入就有十四五个亿，贵州全省的广告都不到其一半。这是先天不足，也可以说是模拟时代落后地区电视台的宿命。但是在数字付费时代，贵州台做围棋频道，面对的是全国观众，发达地区所做的频道面对的也是全国观众，在这样一个公平的平台上，就看谁做得最早、最好，“在模拟时代梦寐以求的愿望，也许在数字时代就能实现。”
有关人士预测，随着付费电视的发展，中国的综合性频道将会被边缘化，假使现有50套节目，单个频道收视份额为2％，那么，等频道数量激增到500套时，单个频道的平均收视份额就只剩0.2%了，广告价值会大打折扣。
热衷于数字电视的李新民对记者表示，贵州台现在正在申办专业的摄影频道，争取今年年底开播。中国的摄影爱好者在5000万以上，家庭拥有相机超过1亿台，他认为，摄影频道将是一个极具潜力的专业频道，“未来贵州台将争取开办3个以上的数字频道，用数字付费频道来逐渐取代公共频道的影响力。估计8年以后，最长10年，数字付费频道的收入便会超过公共频道的广告收入，成为贵州台的新支柱。”
回到北京后，记者采访了中国棋院院长王汝南，王汝南对“天元围棋”频道进入中国围棋的中心——中国棋院表示欢迎，他说：“贵州台此举，对中国围棋的发展和普及很有帮助。”但同时他也表示，希望贵州台对与中国棋院的合作作出长远规划，明确双方的责、权、利，达到共生共赢的局面。
来源：中国广播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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