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需要头脑
统”。这个“操作系统”当然出自微软，当然不是Windows，而是“维纳斯计划”。随便翻开一家国内媒体，就会发现都有预装的“维纳斯计划”，表现出惊人的“兼容性”。这种惊人的可操作性体现了中国媒体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在商业性(微软下大钱)和新闻性(盖茨亲自亮相)同时兼具的时刻，中国媒体一下子失却了独立的思考能力。
当时因为微软这个“维纳斯计划”，舆论一片沸腾。其中导火索就是我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维纳斯”福兮祸兮》，质疑微软霸权垄断。发表后不久，《时代》驻北京记者联系到我，说香港总部看到文章，希望转载。并告诉我，杂志已经留出一个页码，800左右的字数，而且是发在国际版而不是地区版上，时间非常紧迫。我十分兴奋，毕竟《时代》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全球第一刊”，能受它青睐，无疑是极大的荣幸。我放下其他所有事物，花了一整天，将4000多字的原文缩成近2000字，留出充足的余地让他们删减。《时代》编辑翻译的初稿很快传回来，我又仔细地修改了其中十多处不准确之处。他们说文章一出来，就会给我寄刊物。我以为一切万无一失，就在《南方周末》上“提前”发布：“美国《时代》周刊要将文章精简后刊出”。结果，《时代》并没有刊登。在我的催问下，驻京记者非常别扭地告诉我，文章不发了，具体原因她也不知道。几天后，我却看到了真实情况，他们刊出了一篇明显倾向微软的文章。
这件事彻底粉碎了我对“第一刊物”的信任。而且也永远不会再期盼它的“垂青”。
在这期间，《华尔街日报》有两次正式采访我。采访中，我就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记者对我的观点和分析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哪怕你再如何摆出多少事实，而一再要往她的思路上引导。对不同问题的“分辨率”完全不同。我很费劲地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最后文章出来，我表达的内容连一两句话也不贴切，围绕我展开的多是记者自己的观点。我实在惊叹，这些记者鲜明的“判断力”——既然如此，又何必费我这么多口舌？
他人的警觉和自己的陷阱
2004年5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专文称，来自美国官方和非官方专家认为，美国在关键性的科技与创造领域内的全球龙头地位正在逐渐丧失中，其他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进展经常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凌驾于美国之上。美国人所获科技奖项的数目，以及在主要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等多种证据显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主导世界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美国已经开始失去科技霸主地位。而亚洲人撰写的科技论文，获得的专利数量增长迅速，令人吃惊。专家们普遍认为，继日本、韩国、新加坡之后，中国将成为新的科技强国。
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国际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意味着竞争优势主导下的利润分配产生重大转移，中间必然充满着此起彼伏的冲突，WAPI已经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3G标准和知识产权政策等都将引发更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
实际上，放眼中国高科技领域，进展在推进，但是更大的困难已经到来，中国高科技企业正在进入一个“内忧外患”的全新时期。无论是PC、软件还是家电等，到处都是四方告急的狼烟。WAPI的突然死亡，知识产权大网的全面收紧。不仅仅中国企业，中国消费者也将长远受累。
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国外媒体因为自己的利益立场、固有的偏见和文化隔阂，不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崛起的客观和友好的宣传平台，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这是必然的，也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而如果国内媒体也无法成为中国企业崛起的支持性力量的话，那前行的道路势必更加曲折。
如果中国媒体进入一个“投降哲学”盛行的时代，那就会真正成为一个狼多了，狗多了的时代。如果国内媒体无法作为社会公器，保持公信力，只顾自己的商业利益，只听从“商业力量”的利用和指使，那么，中国的国家利益谁还来顾及？谁能在危机之中为中国产业提供微薄的支持和帮助？
当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领头羊遍体鳞伤的时候，我们将收获什么？也许有人可以收获钞票，但更多的人却将收获悲哀。健康的媒体业，健康的产业化，必然是以媒体独特的公信力为基础的。公信力不能成为商业利益的牺牲品，也不能成为金钱的“兑换券”。
因此，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之路，还应该是中国媒体打造自己“头脑”和“脊梁”之路。否则，中国崛起的力量将可能极大地消解在自己媒体的反冲力量之中。
这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严峻现实。(方兴东)
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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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因为微软这个“维纳斯计划”，舆论一片沸腾。其中导火索就是我发表在《南方周末》的文章《“维纳斯”福兮祸兮》，质疑微软霸权垄断。发表后不久，《时代》驻北京记者联系到我，说香港总部看到文章，希望转载。并告诉我，杂志已经留出一个页码，800左右的字数，而且是发在国际版而不是地区版上，时间非常紧迫。我十分兴奋，毕竟《时代》一直是我心目中的“全球第一刊”，能受它青睐，无疑是极大的荣幸。我放下其他所有事物，花了一整天，将4000多字的原文缩成近2000字，留出充足的余地让他们删减。《时代》编辑翻译的初稿很快传回来，我又仔细地修改了其中十多处不准确之处。他们说文章一出来，就会给我寄刊物。我以为一切万无一失，就在《南方周末》上“提前”发布：“美国《时代》周刊要将文章精简后刊出”。结果，《时代》并没有刊登。在我的催问下，驻京记者非常别扭地告诉我，文章不发了，具体原因她也不知道。几天后，我却看到了真实情况，他们刊出了一篇明显倾向微软的文章。
这件事彻底粉碎了我对“第一刊物”的信任。而且也永远不会再期盼它的“垂青”。
在这期间，《华尔街日报》有两次正式采访我。采访中，我就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记者对我的观点和分析好像没有什么兴趣，哪怕你再如何摆出多少事实，而一再要往她的思路上引导。对不同问题的“分辨率”完全不同。我很费劲地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果最后文章出来，我表达的内容连一两句话也不贴切，围绕我展开的多是记者自己的观点。我实在惊叹，这些记者鲜明的“判断力”——既然如此，又何必费我这么多口舌？
他人的警觉和自己的陷阱
2004年5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专文称，来自美国官方和非官方专家认为，美国在关键性的科技与创造领域内的全球龙头地位正在逐渐丧失中，其他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进展经常与美国并驾齐驱，甚至凌驾于美国之上。美国人所获科技奖项的数目，以及在主要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等多种证据显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主导世界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美国已经开始失去科技霸主地位。而亚洲人撰写的科技论文，获得的专利数量增长迅速，令人吃惊。专家们普遍认为，继日本、韩国、新加坡之后，中国将成为新的科技强国。
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国际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意味着竞争优势主导下的利润分配产生重大转移，中间必然充满着此起彼伏的冲突，WAPI已经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3G标准和知识产权政策等都将引发更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
实际上，放眼中国高科技领域，进展在推进，但是更大的困难已经到来，中国高科技企业正在进入一个“内忧外患”的全新时期。无论是PC、软件还是家电等，到处都是四方告急的狼烟。WAPI的突然死亡，知识产权大网的全面收紧。不仅仅中国企业，中国消费者也将长远受累。
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国外媒体因为自己的利益立场、固有的偏见和文化隔阂，不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崛起的客观和友好的宣传平台，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这是必然的，也是我们必须承受的。而如果国内媒体也无法成为中国企业崛起的支持性力量的话，那前行的道路势必更加曲折。
如果中国媒体进入一个“投降哲学”盛行的时代，那就会真正成为一个狼多了，狗多了的时代。如果国内媒体无法作为社会公器，保持公信力，只顾自己的商业利益，只听从“商业力量”的利用和指使，那么，中国的国家利益谁还来顾及？谁能在危机之中为中国产业提供微薄的支持和帮助？
当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领头羊遍体鳞伤的时候，我们将收获什么？也许有人可以收获钞票，但更多的人却将收获悲哀。健康的媒体业，健康的产业化，必然是以媒体独特的公信力为基础的。公信力不能成为商业利益的牺牲品，也不能成为金钱的“兑换券”。
因此，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之路，还应该是中国媒体打造自己“头脑”和“脊梁”之路。否则，中国崛起的力量将可能极大地消解在自己媒体的反冲力量之中。
这是一个我们不能不正视的严峻现实。(方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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