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简直是一次精英大批发。1999年10月1日之后半年内，几乎所有25人都回国创业。这25人并非一个团队，也并未都造就商业奇迹，但是他们开启了一个潮流。十年过去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最年轻的、生于1968年的年轻人，一个叫做李彦宏，一个叫做邓中翰。
1999年9月30日，星期四。北京。
即使单单从天气来看，这也是风云变幻的一天。初秋的北京原本清爽晴朗，这天下午却突然下起了大雨。雨越下越大，一夜没停。只有彻夜未眠的人才知道，在凌晨3点的时候，雨势开始慢慢转小，变成了钟摆一样的滴答声。好不容易熬到5点，起床的人看看窗外，松了一口气。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将是阳光灿烂的一天。
住在北京西直门南大街6号国务院第二招待所里的这25个年轻人，他们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公民一样，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开始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庆典。唯一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在之后的十年，1999年10月1日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将改变他们一生的轨迹——也许还将改变这个国家的技术进步和商业进程。换句话说，他们将结束某一段历史，并且亲手开启另外一段历史。
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心知肚明，并且暗下决心，像是怀揣着一个即将大白于天下的秘密那样兴奋。另外一些人则还在权衡和犹豫中，他们面容严肃又犹疑，拿不准在这个命运的交叉口是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不过，所有人都明白，无论他们做出怎样的决定，时光都不可能永远停驻在这一刻——没错，在中国留学史127年后，他们需要传承某种传统，完成属于自己这一代的使命。
现在，到了可以公布这份25人名单的时候了。按照原始排序，他们分别是：黄劲、邓晖、刘怀竹、郭延鹏、彭泽忠、杨子江、李彦宏、邓中翰、田源、朱东屏、吴敏春、赵亦林、刘平堂、曾国庆、张健存、吴越、马延辉、周向军、扈传平、董大为、韦锡波、江晓平、施嘉诺、阎超、李向兵。
你一定可以从中发现一些熟悉的名字。其中有些名字已经成为传奇，还有一些名字有待成为传奇。你还会惊讶地发现，十年过去了，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最年轻的、生于1968年的年轻人，一个叫做李彦宏，一个叫做邓中翰。
1999年10月14日，国庆观典之后不到两个礼拜，邓中翰在北京海淀区北土城路103号的一家仓库里创办了中星微电子公司。2005年11月15日，中星微在纳斯达克上市。
1999年12月24日，20世纪最后一个圣诞节的前一天，李彦宏登上回国的飞机，在北京创办百度中文网站。2005年8月，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当天股价从发行价27美元飙升至150多美元，创造了有史以来外国公司在美上市的最大融资记录。
实际上，这个“1999年硅谷留美博士企业家合作团”，源于教育部1996年设立的资助优秀海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服务的“春晖计划”年度活动。与往年不一样的是，这一年的“春晖计划”和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合作，邀请25名硅谷留学人员归国，除了在各大城市考察、大学演讲和领导人接见之外，他们还将在国庆节这一天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1949年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阅兵式。
即使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份极其精英的名单。这25人全部拥有美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学位，都有美国工业界5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验，并且在这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们都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技术项目和创业意向。他们绝非泛泛之辈，全部在硅谷从事互联网、电子科技和生物医药等高科技行业，头衔则是各家公司的总裁、副总裁、高级工程师、高级研究员和全球产品经理等。他们中年纪最大的51岁，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年纪最小的刚满30岁，正是急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年纪。
这简直是一次精英大批发。以1999年10月1日为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天之后的半年以内，几乎所有25人都回国创业。这25人并非一个团队，也并未造就一个时代的集体性的商业奇迹，但是他们开启了一个潮流。
“他们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五代归国留学生。”欧美同学会会长王辉耀说，“他们和以往四代留学生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第一代试图以商业和企业的方式报效祖国、实现自我的留学生。”
1999，改变一生的一年
1999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将被载入史册：克林顿性丑闻案件审判、日美汽车企业合并、叶利钦辞职、中国完成加入WTO谈判……不过，对于邓中翰而言，这一年只发生过一件事情。他只被一件事情折磨——回国，还是不回？实际上，答案在很早以前就是清晰的，他也明白地听到过某种召唤，但是真正到了抉择的时刻，他举棋不定。
邓中翰有做选择的条件。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了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和物理学硕士学位，有在Sun和IBM的工作经验。毕业不到两年，他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创业家。他从英特尔创始人之一DavidDaw那里获得一笔风险投资基金，在硅谷创建了集成电路公司PIXIM，担任首任董事长。他的公司市值很快达到了1.5亿美元。
关键在于，邓中翰才刚刚满30岁。一个如此优秀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什么抱负倒真是咄咄怪事。而保持优秀已经成了邓中翰的一种习惯。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是大队长和学校的升旗手，一个孩子王和三好生的混合体。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访美、朦胧诗、摇滚乐、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些时代事件全都在他脑海里留下印象，但是全都不深刻。对他影响最深的是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故事，还有叶剑英的那句诗“攻城不怕坚”。他在中国科技大学的4年时光几乎都是在实验室里以疯狂节奏度过的。后来，他承认说，他是个“有科学家情结”的人，并且相信“技术救国”。
但如果你就此认为他是个“科学怪人”，那你就错了。从1992年开始，他在伯克利度过了5年时光，见识过大学裸体运动和篮球狂热，价值观已经增加了自由和活跃的因子。1995年，他以博士身份在Sun工作，参与研发世界上计算速度最快的中央处理器，并且亲身经历了一个伟大的产业革命时代。这一年，硅谷的所有话题都围绕着CPU、互联网和摩尔定律，网景、雅虎和思科等新技术公司先后上市，英特尔总裁安迪。格罗夫成为《时代》杂志的1995年度人物。
这不但是时代的转折，也是邓中翰个人的转折。“30年代的美国梦指的是创造财富，但硅谷人的美国梦是指能够用一个技术来改变这个产业，改变这个工业，甚至于改变人类文明的进程。当然，随之而来的是上市，获得大量的财富，进一步扩张、收购等等。我已经实现了改变生活的美国梦，但是我需要通过个人的奋斗改变周边，改变这个社会，改变一个世界。”
在硅谷，邓中翰认识了一个叫做李彦宏的朋友。在邓的印象里，这是一个“闷骚的年轻人”。当邓中翰在琢磨创业的时候，李彦宏埋头写了一本叫做《硅谷商战》的书。2009年8月，李彦宏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引用了一本讲述母校北大历史的书《精神的魅力》里的话：“这真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数代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的操守和抗争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的魅力值。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圣地不朽的魂灵。”他还说：“这些话指导我做人生的选择，做我自己的思考，去选择最适合我做的事情，去选择真正能够对社会、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改变、产生影响的一条人生道路。以技术之忧，复兴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共识和使命。”
1999年，以他们二人的资历，显然还承担不起这样的使命。不过，工程师的天赋加上硅谷美国梦，这的确是一代留学生的精神基因。他们有相似的成长路径，作为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赴美留学，是新一代的科学人。他们渴望成功，但是不再渴望成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相信，以自己的智慧、技术和力量自可以创造一个完善的世界，而企业只不过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手段。他们希望创办自己的纳斯达克上市企业，让市场成为检验成功的标准，并且通过技术和商业的成功来改变世界。一旦成功，他们即是完成了从一个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转型。
可能是怀着一种高于个人事业心的使命感，或者说家国情怀，如果有机会，他们希望能够在祖国实现自己的梦想。机会很快就来了。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硅谷留学生就经常有机会回国参加各种活动。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1998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访美期间会见在硅谷创业的邓中翰，希望他能够回国，以硅谷模式发展中国半导体工业。邓中翰承认，自己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和国内接触。“谈未来的园区，盖多少房子，这些我倒没多想。不过有个领导谈到，我们国家如果没有两弹一星，那么我们不可能赢得多年和平的发展环境，给改革开放带来契机。未来芯片、核心技术这些也要在中国发展起来——这些东西跟我还比较容易挂钩。”
有一次，邓中翰回国进行学术考察，和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领导吃饭。后者管他叫“新华侨”，邓中翰说：“我不该叫华侨，我又没入美国籍，我随时准备回来。”在美国的7年中，邓中翰始终没有加入美国籍。不仅如此，他还一直动员自己身边的朋友不要入籍。这似乎是个潜藏在内心的信号——一个中国人，回到自己的国家是早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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