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立牌位祭拜那是很严肃的事情。一般来说拜死人居多，生祠也不是没有，但最著名的生祠拥有者莫过于明末大太监魏忠贤。这个权阉权势之大、人品之坏已经不用多说，连袁崇焕这样的硬汉也不得不虚与委蛇。“八千女鬼”，享尽香火之后把明朝家底基本败光了。所以，说起来还是新社会的官员们给力，稍微一被跪拜，就麻利把事情给解决了。这不是显灵是什么，简直太灵验了。
慢着，不是还有个东西叫法律吗？船员遇难、家属索赔，乃至雇主欠薪、民工讨薪等等这些，难道没有相关法律？当然不是，法律有很多，法条规定的也很清楚，每个城市里还有法院、检察院和好多的律师事务所，但偏偏就是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从下跪到跳楼、跳桥，从拜古代清官包公、海瑞，到拜现管的市长……为了吸引眼球，为了能够取得舆论关注，本来都是大外行的老百姓们纷纷进入了制造新闻点这样的专业领域。更令人难过的是，即便是这么匪夷所思的“新闻点”，也没有立即起效，直到家属第二次跪拜，除了市长又加上了市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之后，才算是有了些影响。
用这种无奈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看似愚昧，实际上却是浸透着深刻的悲哀。如果在之前的维权过程中，哪怕有一个职能部门能办事，也不至于如此。各个部门踢皮球，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变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吃”。长此以往，相信法律力量的人会越来越少，进而整个社会的信任度都会一降再降。而昌黎县在跪拜后的“显灵”办事，更是一种负面鼓励。每个握有权力的人的不作为，其实都是在给旁人和后来者挖坑；而“不傻”的旁人与后来者也会继续找到各种理由把这个“不作为”的游戏击鼓传花一般进行下去。也许有人想过，也许只是想过却不说出来，一旦这个危险地传花游戏鼓声停止，诸君当依何自处？(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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