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电子眼的架设真的时不我待，迫切需要引入社会资本，也不能以罚款返还的方式变相让渡执罚权。
作为交通执法人员现场执法的补充，电子眼具有一定的威慑力。然而，近年来有些城市、道路将交通电子眼外包给企业建设经营，人们担心，这样执法还能公正吗？
交通执法以交通安全为追求，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当企业通过电子眼而握有“间接执罚权”时，将执罚扩大化并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就很难避免。在限速和电子眼安装上设些圈套让司机防不胜防，似乎已成那些逐利企业的常规手段。
公益异化成私益，不乱才怪。这样的乱象在南方一些地区早验证过，连最初推出电子眼外包的广东，后来也由省公安厅明令废止。但由于电子眼外包牵涉到庞大的灰色利益，在一些地区俨然有尾大不掉之势，这不能不令人忧心。更糟糕的是，若这种变相的“执法权”让渡得到默认，行政乃至司法的“市场化”很可能进一步加剧。
本来，作为公共硬件设施，电子眼应由政府财政出资并加以保证，所谓“经费短缺”的说辞，实难服众。就算电子眼的架设真的时不我待，迫切需要引入社会资本，也不能以罚款返还的方式变相让渡执罚权。执法者拥有执法权，是源于民意的授予。这种权力授予是单向度的，不可转授的——除非得到多数民意的同意。
当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深水区。行政、市场、社会的界限并未得到很好的厘清。行政权侵蚀市场与社会的例子也不少见，深化改革就是要使行政权让渡出本属于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与利益。但必须指出，这种让渡，只能将“原本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原本属于社会的还给社会”，而不能把“原本属于行政的抛给市场或社会”。
对电子眼外包，民众怨声载道，一些地区却一意孤行。舆论指责执罚权让渡背后有腐败，也是一种合理猜测。终结电子眼外包乱象，既要在顶层统一立规建制，又要在底层严肃查处以儆效尤。（王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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