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9月,徐安夫妇(化名)将变卖他们在成都的所有家产来到北京。与通常的人才流动不同的是他们来北京不是简简单单地到一个新的城市找一份新的工作,他们是要把全部积蓄拿出来进行一项新的学习投资。“我们就是觉得现
在广告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不立即充电以后就很难继续再做下去了”,徐安颇为感触地说。
90年代初,像徐安一样带着非专业背景进入广告业的人还有很多。当时国内的广告业行业异常混乱:经营单位多、规模小、专业水平低。广告业的无序竞争已经使得广告市场偏离了正常轨道。但广告公司的鱼龙混杂并没有带来盈利的困难。关系市场水到渠成地形成,不正当竞争手段几乎成为各广告公司的首要选择。公司业务通常在与客户的觥筹交错中顺利完成。
这种情形与产业发展周期理论相差甚远。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外资广告企业的进入,使庞大而幼稚的中国市场成为世界著名的广告企业积极瞄准的焦点。在中国还没加入WTO的形势下,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抢占了滩头阵地。中国加入WTO以后,跨国广告公司的纷至沓来,更给国内广告行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与挑战。2005年以后,国外独资广告公司将进入中国,众多接受过系统严谨学习和训练的创意设计人才也将随之来华,这些无疑给中国本土传媒人才带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中国广告业的传媒设计教育起步较晚,整体上还停留在学历教育的层面上,传媒设计和策略人才的知识结构和素质远远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大多数传媒设计师主要以美术基础和平面设计方面的知识为基础,缺乏传媒设计高端创意人才所必须的跨学科、跨媒体、策略性的思维和实施能力。从业人员与行业需求出现了严重失衡的局面。
为此,急欲提升自己创意能力的本土广告人放弃了固有的工作轨迹,开始了一次新的长征。一些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广告人赴往欧美参加国际化的职业教育学习。他们逐步熟悉和掌握了跨国广告公司先进的经营理念和创意流程,因为既了解本土市场,又有专业的经验,重回本土公司后,为本土公司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思想,使很多本土广告公司可以间接学习到跨国广告公司的经验和创意方式。某种意义上讲在小范围内已形成良性循环。然而,大洋彼岸几十万的学费却让更多广告人一筹莫展。
国内广告职业教育的滞后引起教育界、广告业的深思。清华大学经过长期调研与德国汉堡国际传媒艺术与新媒体学院携手合作,共同开发“清华-DFI艺术总监”课程。这一课程是欧洲一流职业教育与中国传统学院教育理念的结合,它通过紧凑而活泼的德国职业教育来培养学生自由创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打破传统的、缺乏互动设计的教学给学生带来的思维束缚;同时以严谨的清华风格锻造学生自强的意识和坚强的斗志,以适应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无疑,清华此举为国内广告人接触国际广告业的欧洲标准提供了更为现实的平台。
在不断市场化的中国,引入欧洲职业教育已成为广告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清华-DFI艺术总监”课程能否改变未来中国广告业的宿命,它至少已为今天的中国广告人带来了福祉。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广告人不必再对欧洲一流的职业教育梦寐以求,徐安夫妇的故事也无须继续被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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