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以纯洁的党风赢得了人民的拥护，由此，也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
毛泽东治腐有六大“绝招”：一是“率先垂范，不令而行”。 毛泽东不但是党的一系列优良作风的倡导者，更是行动的楷模。最具有献身精神。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亲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绝；他自奉俭薄、匡世济人，对补丁衣服爱不释手，对困难群众却出手大方、关爱有加。一次，警卫人员在外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二是“倡导学习，拒腐防变”。 凡事把思想政治工作列为“头道工序 ”，适时组织各种教育学习和整风整顿。 1944年，毛泽东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史学者郭沫若在李自成失败300周年之时在重庆公开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同时发表了《防止骄傲自满》的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申》文，深刻吸取历史教训。要求党员，“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三是“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又颁发了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与此同时，建立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廉政建设。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建国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毛泽东提议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还先后公布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四是“作风民主，监督有效”。毛泽东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打仗是这样，党风建设也是这样。五是“严格纪律，防微杜渐”。毛泽东曾强调：“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遵章守纪成了大家的自觉行动，以致出现秋毫无犯“落地红枣也不吃”那样的情景。六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泽东反腐最吸引人的一战，是建国后严惩刘青山、张子善一案，并对说情者给予了回击。针对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的出现，毛泽东曾严正告诫全党：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对腐败分子轻者要批评教育，重者要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邓小平是毛泽东开国反腐的“方向盘”，时任西南局书记时曾给毛泽东写过一个反腐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作了这样的批语：“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
邓小平同志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明确提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他还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上存在弊端，这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他看来，坚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对腐败，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听任消极腐败现象蔓延，即使经济建设这一手搞得相当有成绩，也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那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无从谈起。
纵观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反腐史，大致可分为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等几个阶段。文革前，以运动反腐为主；文革后一段时间内，则以党纪和政纪处分为主要方式的权力反腐；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制度和法制建设重要性认识的加深，制度和体系反腐正在逐步规范起来。
近几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力度的不断加大，突破了一批大案要案，如陈良宇、郑筱萸、杜世成等等。2006年是近年来中国反腐败力度最大的一年，官员腐败呈现三大特点：级别高、贪腐数额大和“群蛀”现象严重。例如，陈良宇案中被挪用的社保基金数额高达32亿元，中部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此案先后带出包括原市委书记在内的158人参与的“窝案”。对重要案件的查处，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严肃党纪、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对腐败分子的查处，清除了腐败分子，纯洁了干部队伍，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坚决依纪依法惩治腐败的决心。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腐败现象还没有得到彻底遏制。
中国的历届党和政府一直扛起反腐大旗，时至今日，为什么还有人敢于我行我素，顶风违纪呢？由此可见，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之艰难也！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重道远。要扎实深入贯彻这项工作，使反腐败工作难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建好反腐 “笼子”，严肃政令、狠抓落实。
第一，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从井冈山时期的《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到建国后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从《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公务员法》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从应时而生的反腐制度到预防腐败长效机制建设，说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制度建设还没有彻底完善和规范，造成“硕鼠”有缝可乘。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只有抓好制度建设，给权力置上“紧箍咒”，建好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让公务人员办公和办事法规化、公开化、公正化，改变办公没有约束的状态，坚持铁腕问责、铁腕执法，从而达到群众明白化、信任化、拥护化。
第二，要深化廉洁从政信念。反腐倡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违纪违规人员的经常性，影响了公务人员的廉洁思想，造成一部分人错误的认为“要想做官先送钱，做官之后再挣钱”，为达到做官的目地，他们不惜铤而走险，最终“葬送前程”。要树立干部的廉政信念，一要加大对 “硕鼠”的打击力度，提高犯罪违纪的成本，促其 “不敢”贪；二要积极倡导并大力实施为官不化钱，做官不赚钱；三要任用品行高尚、品德优良的人做管，不让老实人吃亏；四要遏制“裸官”人员做官，加强对现有“裸官”人选的廉政反腐跟踪调查，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五是提高落实公务人员的待遇，使其“不愿”贪。
第三，要确保政令不畅。
造成中央八项规定难以落实的重要原因是政令不畅。现在有一部分为官者落实政策：一是不及时；二是心存侥幸，三是偷梁换柱，长此以往，从而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致近年来贪官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要加大对各地各部门贯彻实施上级方针政策的检查督促力度，对执行力度不力者，要从重从快惩处，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第四，深化民主集中制。既要民主又要集中，本是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特别注重民主政治建设，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就指出：“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法国的孟德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前，有些部分领导喜听“赞歌”和溢美之词，不希望不善于倾听纳谏者的“杂音”和不同意见，造成一些地方“一言堂”多，科学决策少。一些重要岗位主要负责人紧握决策权和签字权；在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刺激下，一些政绩项目，“短命”工程盲目上马、粗制滥造，一方面造成权力的过分集中，滋生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另一方面造成资源和钱财物的极大浪费，如西安阿房宫景区就是明显的例子。因此，要大力开展民主集中制；要抓好重要事项、重大决策集体集体研究决策机制的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让权力在法制上运行。
第五，强化干部学习。“书，尤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毛泽东十分重视看书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他的一个重大历史创造。他曾深刻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干部通过学习，在改造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上下功夫，消除各种隐患于未然，不断提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从而树立务实、亲民、清廉、开放的良好形象，
我们坚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这些年反腐积累的成功经验，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只要认真贯彻党中央确定的战略部署，将反腐倡廉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就一定能根治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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